在中國歷史上，杰出的人物層出不窮，尤其是富有擔當精神的志士仁人更是群星閃耀，照亮了華夏五千年的歷史長空。宋代的范仲淹就是其中光彩奪目的一位。

說到擔當精神，在范仲淹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。

早在大中祥符八年，范仲淹剛剛入仕在廣德司理參軍的任上，他秉公斷案，常常與太守意見相左。面對太守的霸道，他據理力爭，并把抗訴的過程書寫在屏風上，當太守聽說他的屏風已經寫得密密麻麻時，略顯愧色，并不再過分干預范仲淹的職守。此時范仲淹所表現的擔當精神，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現冤假錯案。

天圣二年，范仲淹上書呼吁修復捍海堰以防治沿海居民的水患。后他任興化縣令，帶領泰、海、楚、通四州的民眾四萬余人，筑堤修堰。雖然他因丁憂而離開了工地，然百姓們仍銘記他的首倡之功，將此堤命名為范公堤。而今遺跡尚存，堤上葳蕤的青草似乎年年都在感佩范公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的擔當精神。

天圣七年，范仲淹由晏殊舉薦，到朝中任秘閣校理。當得知仁宗帝要率群臣為劉太后祝壽，他大膽上書諫阻仁宗。他說：皇帝有侍親之道，但沒有為臣之禮;如果要盡孝心，于內宮行家人禮儀即可，若與百官朝拜太后，有損皇上威嚴。這種以家國情懷為重的擔當精神，維護皇帝尊嚴的壯舉令人欽敬。要知道在封建社會，皇帝乃是國家的象征，皇帝的尊嚴便是國家與民族的尊嚴。大宋的靖康之恥，徽欽二帝被擄，接著便改朝換代就是一個明證。

后來的范仲淹雖遭受幾次貶謫，然范公愈挫愈勇，他歷三黜而不悔，始終分國憂于千里。尤其在抵御西夏的過程中，他自請兼任延州知州，將生死置之度外，這是何種的擔當精神?在抵御西夏的幾年中，他始終以國家利益至上，以朝廷尊嚴至上為自己的出發點。在與李元昊來往談判的過程中，他寧愿自己背負“擅專”的罪名，亦將元昊來書“其不可聞者二十紙，悉焚之”(見周鴻度《范仲淹史料新編·范仲淹年譜》)。他之所以這樣做，就是怕有損于仁宗皇帝尊嚴的污穢之詞玷污了宋廷。固然有朝中大臣如宋庠等憤而要斬之而后快，但幾經杜衍和呂夷簡的論救，基本上默認了范仲淹這義無反顧的做法。正是因為范仲淹具有頂天立地的擔當精神，所以在幾年戍邊的艱苦歲月中他秉持攻守二策，審時度勢，因勢利導，修城筑寨，待機而動，終于使西夏無利可圖，走向和宋廷結盟息兵的議事廳中。

慶歷三年，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，面對仁宗皇帝想勵精圖治、重振朝綱的期望，他提出了十條改革措施，史稱慶歷新政。慶歷新政因為步子太大，觸犯了官僚地主階級，尤其是朝中保守勢力的利益，不到兩年便半途而廢。雖然改革沒有成功，但范仲淹在改革中所呈現出的擔當精神，令無數有抱負的棟梁之材擊節贊嘆。元好問稱贊他為“在布衣為名士，在州縣為能吏，在邊境為名將，其才其量其忠，一身而備數器。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，求之千百年間，概不一二見，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”。

此后的范仲淹在宦海雖然載沉載浮，但他的擔當精神依然是人生的主旋律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常常是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。比如在鄧州的政評訟理，與民同樂。在青州的放糧賑災，解民之倒懸。尤其是范仲淹到杭州任知州的第二年,碰上了浙西大旱的災荒,饑民流移滿路?；实墼t令兩浙流民,沒法活下去的,允許人們收養。范仲淹面對十分嚴重的災情，發放浙西儲存的糧食,以工代賑,修倉庫、官舍,每日動用上千民夫。又號召杭州的寺院主持利用荒年工價至廉的機會,廣招民工,大興土木。他本人則帶頭日日在湖上宴游,引領消費，按時下講就是拉動內需。自春至夏,杭州的富戶大家也空巷出游，就這樣調動了官方和私家的力量,形成產業鏈條，用有余之財,惠及饑民。當時從事貿易、飲食等服務行業以及做工的饑民達數萬人之眾，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。同時他采取穩定物價的措施，讓杭州在大饑之年,竟看不出一點災荒跡象。范仲淹在杭州“發司農之粟,募民興利”,是荒政中的高明措施，更體現著他的擔當精神。他采取靈活政策,使老百姓因此得到實惠,絕非是“嬉游不節,不恤荒政”、“公私興造,傷耗民力”(見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11)。范仲淹在杭州,“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字”,杭州人對這位心系天下，憂憐蒼生并閃耀著人格光輝的父母官萬分敬仰!如果你漫步西湖美景，一定會在白堤和蘇堤之間流連忘返，在白堤上陶醉那“平湖秋月”，并于“蘇堤春曉”中感慨蘇東坡對范仲淹的崇敬之情。蘇東坡稱頌范仲淹“出為名相，處為名賢，樂在人后，憂在人前。經天緯地，闕謚宜然。賢哉斯詣，軼后空前。”

綜上所述，我們研究范仲淹，就要學習范仲淹，尤其是要傳承范公的擔當精神。因為只有具有強烈的擔當精神，才能始終以天下為己任;只有具有強烈的擔當精神，才能為民請命，始終成為民族的脊梁。我們欣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，正擔負民族復興，實現中國夢的重任，我們一定要把擔當精神放在第一位，始終不渝地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。